我们来看两个实例，看看孔子如何在诠释中揭示经典的意义： 例一，据《论语》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清言既吐，精义入神，副德爰动，音辞锋起。2 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91-92页。

南北朝帝王中，有较高经学修养又比较喜欢炫耀的，非梁武帝莫属，他的讲经、撰疏也就更为频繁。然在日常知识阶层的讲经活动中，老师一般不拿经，学生拿经本。僧人讲儒经，自然会按照讲佛经的仪轨以及理解佛经的方法来进行。26 《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第1236页。其实伏曼容不仅在仪式上借鉴了佛教的仪轨，其解说也常用佛理。

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可见发题确实要就着经典的名称来确定一经之大旨与宗会。接下来，本文将撇开各种枝节，将焦点集中在作者对道德两分法的质疑和对儒家伦理的界定这两个问题上。

这一行为在危机时刻，会特别珍贵。两者虽然提出的年代有别，具体焦点不同，但都非一般的道德认知或伦理观察，而是在中国文化脉络中，对古今伦理观念发展所作的思想规划，且基本指向一脉相承，即促成中国现代性的转型。本书对儒家美德观在现代伦理学中的地位有奠基的意义。而儒学正是以如何修身成为君子为主要问题，以仁义为中心概念。

自由平等正义不是具体社会规则，但它们是现代社会规则赖以建立的基本价值。或者说，它有很多留白，可以让我们对之作为进一步的想象或填充。

落实到具体领域，就是现代儒学如何保卫家庭这一传统伦理基地的问题。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所谓的广义的德性伦理已成为人生哲学的同义词，而狭义的德性伦理指定以德目为其形态，故在狭义的德性伦理概念上，孔子与儒学就不能归结为德性伦理，而是超越了德性伦理。对个体可以有宗教性道德的期待，却不可强求。

作为这个学科的当代旗手，陈来教授的贡献，自然首先体现在中国哲学史的创获上。中国伦理学科的建立，是与近现代伦理观念的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借用康德认识论的术语，一个是范导原理（regulative principle），一个是构造原理（constitutive principle）。儒学算是什么样的一种伦理学一直不甚清楚。

一方面，因政治压力而导致的家庭关系解体的事件，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不过，前期更多用于对文化的批判，后期似乎用于对传统的改造上。

它对儒家伦理的辩护及现代政治道德的限制，均有重要的价值。李泽厚似乎依违于两者之间，这涉及他对自由的两种不同的用法上。

不得不做，则是履行身份义务。两者虽然名称不同，梁叫私德、公德，李则称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李有时也称宗教性私德和社会性公德）。在这个过程中，与西学的比较是重要的途径。另一方面，基于权利原则倡导婚前财产公证的婚姻制度，则容易导致把家庭向合资公司转型的价值畸变。虽然李也有超越启蒙的思考，但他认为时下优先的工作仍是启蒙。这一批评，除了捍卫儒家伦理传统外，还有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对20世纪公德观滥用的警示。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仅有私德，无公德。虽然不久之后，梁启超就意识到私德的重要性，并重新平衡公、私德的意义，但在社会秩序近乎崩溃的清末民初，其公德观对利群爱国的呼吁，有直指人心的效果。

考虑到伦理学与本体论相比，面对的现实形势更复杂，以及理论对抗更尖锐等情形，这项研究便有特别值得记取之处。而余纪元的德性论版本，更多显示儒学具有一种哲学的资格。

但其立场或大方向是清楚的，那就是为儒家伦理正本清源。后者是君子或圣贤的品德，不是要求而是激励人向上的精神力量。

陈来教授在构思《仁学本体论》的前后，锲而不舍地探讨更具现实品格的伦理问题，是其对儒学当代命运的担当。按伯林的观点，前者是积极自由，后者是消极自由，两者在实践中的指向有可能是相背离的。因此，用自我—他人或个人—社会的两分法覆盖道德问题是不够周延的。作为哲学次级学科的伦理学，也当循此途径。

如果把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作为德性伦理的定义，孔子乃至儒学可以归入这样一种广义的德性伦理。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

……其区别在于，宗教性道德是自己选择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它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在《儒学美德论》作者看来，同是两德论，梁启超的问题出在私德的认知上，李泽厚则出在宗教性道德的界定上。

特别是他讲的公德包括行为和制度，制度显然不能列属于道德。现在德性伦理学的确立使儒学的哲学性变得十分明显。

李泽厚的两德论差不多在梁启超提出的一个世纪之后。即使不具备这些品德的人，也更乐于与拥有这些品德的人相处。作者认为，儒学大部分伦理思想和人生哲学都不是美德伦理所能覆盖的。其中生人关系虽然没有被强调，但是对待陌生人应怀恻隐之心及德、怨对等的原则，是一种共识。

其中政治道德的扩张特别需要警惕，虽然政治共同体国家是首要政治单位，但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在革命后文化认同重构的过程中，若‘国家太强，导致‘社会式微，则不利于认同的重建，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此外，当代美德伦理运动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研究可能的推动是什么？应当注意的是，不能把西方的问题当作中国的问题，不能以西方的问题意识掩盖中国问题本身。

故传统有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说法。两者都不涉及行为动机的品质。

〔摘要〕在守护儒家伦理的现代阵营中，陈来教授位居重镇。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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